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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2年计划生育国策出台:只生一个好


2019-06-11 06:56:33

1982年计划生育国策出台:只生一个好

1982年计划生育国策出台:只生一个好
计划生育宣传画

   【前言】

  “一个太少,两个正好,三个多了”。

  提起计划生育,这是上世纪70年代,人们常挂在口头的一句顺口溜。

  到了1980年,“只生一个好”的口号已响彻大街小巷。

  计划生育口号就像晴雨表,反映着人口政策的变化。当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时,前面也走过了一段曲折起伏的路。因为在崇尚“多子多福”的中国,推行以控制人口为主旨的计划生育政策,阻力非常大。 然而正是这项被严格执行的国策帮助中国成功地避免了人口的失控。而现在,控制人口已非计划生育的全部。这项改变了每个中国家庭的政策,也有了越来越丰富的涵义。

   【导读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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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计划生育政策纪实

   “消灭小三儿”

  1973年,26岁的马玉清调到崇文修理公司担任女工委员。新的职务也给予了马玉清一项陌生的工作,计划生育。

  “当时的口号是,‘消灭小三儿’。”马玉清回忆说。

  小三儿,可不是现在说的第三者,而是第三个孩子。在城市,最初的计划生育政策,是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。

  事实上,这不只是马玉清的新工作,也是整个中国面临的一项新的工作。

  彼时,已进“文革”的中后期,企业也陆续恢复生产,社会生活开始接近正轨。而在度过了1959到1961年的自然灾难后,中国的人口出现井喷式的补偿增长,从1962年到1970年,净增长了1.6亿人,达到8.3亿。统计数字表明,在1970年,平均一对夫妇要生育5个孩子。

  马玉清当时接受培训时,被告知“人口生产过剩,已经妨碍了经济的发展”。

  从1970年开始,国家逐步认识到计划生育的重要性,1971年国务院转批了《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》,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。

  “消灭小三儿”只是带有强烈北京话特色的地方口号,国家提出的口号是“晚、稀、少”,即晚育、拉开生育间隔、少生孩子;后来则将“少”具体为“一个不少,两个正好,三个多了”。

  马玉清的工作,最重要的就是动员女工不要生第三个孩子。

  当时的计划生育工作并没有提到之后的高度,崇文修理公司下辖多个修理厂,有2000多职工。马玉清经常要下到企业召集女工开会,宣讲计生政策。在当时“恢复生产”为主流的氛围中,马玉清宣传计划生育会占用女工的工作时间,她因此成了一些厂长不欢迎的人。“有一个厂的领导见到我就说,‘你又来了,你脸皮怎么那么厚?’”

  在当时,计划生育工作者也没有此后的行政处理权力,马玉清和她的同事们的主要“武器”是说服教育。

  可以生两个孩子的政策,让马玉清等第一批计生工作者的压力并不巨大。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,人们可以接受拥有两个孩子,特别是如果一个是男孩的话。但随着人口增长率的居高不下,在启动经济发展的马达轰鸣声中,国家开始考虑推行更为严格的“只生一个”的政策。

  只生一个孩子,对于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

  在推行这一政策前,1980年,中央专门召开了五次会议讨论是否可行。

   谨慎的论证

  “规模很大,有两次至少都是百人以上。”曾参加过这些座谈会的人口学专家田雪原回忆说。

  田雪原毕业自北大经济系,读书时适逢老校长马寅初遭到第二轮批判。马寅初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控制人口的理论,却被批为“仇视劳动人民”,中国的人口问题从此成为禁区。而在批判中,田雪原开始有意识地了解马寅初的人口理论,并深深地赞同。

  1978年8月5日,田雪原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了《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》。

  1980年3月,作为人口理论的研究者,田雪原受邀参加了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办组织的五次座谈会。

  参加座谈会的有国家领导人、各部委领导和一些专家学者。讨论的焦点是,实行只生一个的政策到底可行不可行。

  座谈会的讨论非常热烈,每个人都知道,他们所决定的,将要影响中国的每一个家庭。

  一些现在看来很奇怪的问题,也被慎重地看待。

  一名领导人提出,民间有种说法,头胎出生的孩子一般都比较憨傻,如果施行一胎政策,会不会导致国人的智力水准下降?

  在北京,确实流传着“老大憨、老二精、出坏主意的是老三儿”的俗语。

  田雪原说,他们首先查找了资料,发现美国飞行员中,有40%都是“老大”,这意味着第一个孩子照样有足够的智力能力进行复杂的工作。专家们接着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说,民间所说的“老大憨”是建立在大家庭的基础上,而一般大家庭的老大,无论是哥哥还是姐姐,都是起到“半个爹妈”的作用,因此不免会显得忍让和憨厚,而一旦每个家庭只生育一个,这种情形就会消失。

  第三个解释,则显得非常的超前。学经济学出身的田雪原当时回应说,计划经济将被商品经济(当时还未提出市场经济的说法――编者注)替代已成定势,金钱将占据重要地位,到时社会道德和人与人的关系将会发生重大改变,未婚先孕、人工流产、离婚的情形将会大量增加。届时,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很可能并非是所怀的第一胎。

  这个看来有些匪夷所思的问题和同样匪夷所思的答案,正反映出决策者们当时的慎之又慎。

  座谈会上,还有一些问题则显示出提问者的远见。

  有人提出,如果只生一个,会导致若干年后,出现大量的421家庭,即四个老人、一对年轻的夫妇和一个孩子组成的家庭。这会导致老年人比例过大、年轻的夫妇负担过重等社会问题。而专家则回应说,考虑421的2,都是独生子女,本身概率偏小,加之老人的自然死亡率,这种家庭不会太多。

  这五次座谈会,持续了近三个月。“只生一个”的决策被确定下来。

  当年9月25日,中共中央发布《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的公开信》,提倡“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”。

   推行肇始

  这下,马玉清为难了。她也想生第二个孩子。

  1971年,马玉清就生下了第一个孩子。1973年,成为专职计划生育工作者后,她几次将生二胎的指标让给了别人。

  1978年,计划生育工作者内部已经召开会议,透露了将可能执行一胎的政策。

  “我一听,哎哟,我就不能生了。当时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。”马玉清说,有一小段时间,掀起了一个抢生的小高潮,一些朋友也劝她赶紧再生一个。

  自己生两个,怎么去劝别人只生一个?马玉清最终和丈夫决定,不再生育。

  不过,即使以身作则,当她再去宣传计划生育时,还是遭到了冷对。

  当时的计划生育工作,重要的是动员育龄妇女领取“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”。马玉清先去找女党员,当时崇文修理公司有一批1968年高中毕业的女干部。她们和马玉清一样,有了一个孩子,但因为工作的缘故推迟了生第二个孩子。

  马玉清还记得,自己总是一遍遍去找她们,劝说她们领取“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”申请书,“你还得带头,谁让你是党员啊!”但得到的回复总是没好气的“你就这一套,还有没有别的?”

  在独生子女政策推行的最初一段时间,人们其实最担心的是,只有一个孩子,一旦夭折怎么办?马玉清解释说,按政策可以再生。

  关于“老大憨”的疑虑,也确实有人提出。马玉清的回答是,成才还是要靠后天培养,如果只有一个孩子,家里可以把主要的精力和财力都放在对孩子的培养上,肯定比放在更多孩子身上强。

  “当时,大家还没想养老的事情。因为都有工作,也会有养老金。”马玉清说。

  1980年《公开信》发布后,计划生育工作也开始成为各级政府、各单位所关心的大事。

  值得注意的是,中国从一开始就没有推行一刀切的独生子女政策。在农村,一个家庭可以生育一到两个孩子,在少数民族地区可以生育3个孩子,有些地区则不限制生育。

  在第一代独生子女成年后,人们才发现一个政策早已被准备好――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,可以生两个孩子。

   严格地执行

  从1980年到1990年,计划生育工作如火如荼。

  工厂、机关的围墙上,到处刷写着“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”的巨大标语。马玉清还记得,1980年后,开始对违反计划生育者给予党纪、政纪处分,情节严重者还会被开除党籍、公职。

  在那个时代,城里人的几乎所有工作都是国家给予,不是国家干部就是“国营”企业的职工。双开,意味着一个人几乎没有生路可言。

  1982年,马玉清的工作出现了一个转折,她被调到崇文修理公司新组建的职工学校担任副校长。那时候,正是计划生育推行得最严格的时期。

  当时的政策是“一环二扎”,即生头胎的要上环,生二胎的要结扎。一些偷偷怀孕的妇女,被送到医院去引产。而按照当时卫生部的规定,医院事实上是不能为大月份的孕妇引产的。

  曾担任过北京市宣武区计生主任的郭新华,曾亲身参与过一次阻止生育的行动。有人要生第六胎,计生部门多次找上门来,对方不听劝阻,在法院的支持下,那个孕妇最终被引产。

  那对夫妇,男方曾经结过婚,有了五个孩子,女方则是新婚,第一次怀孕。

  “现在想来,一这是不对的,二这是无奈的。”事隔多年,已经成为计划生育工作优质服务专家的郭新华说。

  而在广大的农村,一些地方政府执行了过于严厉的措施,一些农村夫妻为了生男孩,背井离乡,到处奔波。1990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,小品《超生游击队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,那个能让人笑出泪花的小品背后,是部分农村地区异常严厉的对待违反计划生育者的处罚。

  1995年7月10日,国家计生委专门发布“计划生育七不准”,其中包括,不准大月份引产;不准非法关押、殴打、侮辱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的人员及其家属;不准毁坏违反计划生育规定人员家庭的财产、庄稼、房屋;不准组织未婚女青年进行孕检等。

  从1980年后的10多年来,中国人口的高增长势头终于被遏制,1998年,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降到千分之十。

   转变

  1989年,马玉清重新回到崇文修理公司负责计划生育工作。此时,计划生育工作已经从工会口,转到经理办。这一工作也被定为“党政一把手亲自抓、负总责、一票否决制”的高度。

  不过,在这个大都市的中心地带,马玉清也发现了一丝新的苗头――更多人开始接受只生一个的理念。

  生两个,谁有精力去养啊?

  彼时的中国经济发展不断加快,城市生活的节奏也越来越快,多子多福的观念已经在城市越来越淡薄。关注当下,成为城市人的重点。

  1993年,时任宣武区计生委主任的郭新华组织人员进行了一次人口分析,最终的数据显示,在宣武一对夫妇平均生育0.68个孩子。此时,宣武区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的状态。

  再单一地只抓控制人口,是否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?这成为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一个难题。

  1994年,中国参加了开罗举办的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,这个大会重要理念“以人为本”和“生育的权利”,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响应。

  “以前戴上环就不让摘,更年期后也不行,很多人肚子疼都不知道为什么。”郭新华说。在宣武区,计划生育工作者开始组织给更年期后的妇女摘除避孕环。

  1990年,国家计生委更是要求计划生育工作者们,实现工作思路和方法的转变。

  从单纯的管理,那些曾经严厉的计划生育工作者们,开始了服务。

  1998年,马玉清退休了,成为当地居委会的计生主任。

  她很快做了件让她名声大震的事――她帮助一名不孕的妇女找到了医生,成功怀孕。现在,这类事情被称为优质服务,成为衡量计生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标杆。

  控制人口,已经不是计划生育机构惟一的工作。在北京,政府开始给计划生育贫困家庭贴息贷款,3万余户贫困家庭得到了7.1亿元的贷款。缓解人口老龄化矛盾和艾滋病预防也都纳入了计生部门的视野。

  2001年,计划生育终于有了全国性的法律,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的出台,使国策上升到法律层面。一年后出台的《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》,规范了违反计划生育的“罚款”。

  最突出的变化,是中国开始明确强调禁止强迫孕妇引产。

  2005年8月25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《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》白皮书,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,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形式的强迫和处罚行为,也不允许强制做人工流产、节育手术和堕胎等。

   10年后的“421”

  2008年,一部名为《中国家庭421》的电视剧开始播映。

  421?

  是的,时间回到20多年前,这是1980年,中国的计划生育决策者们所担心出现的家庭构成――四个老人、一对年轻的夫妇和一个孩子。人们担心年轻的夫妇将会面临沉重的负担,国家会走入老龄化社会。

  中国确实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。200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,60岁以上的老人,已经占人口总量的10%以上。

  当年认为421家庭不会广泛出现的人口专家田雪原坚持,目前,421家庭的比重并不大。

  然而,还有比这更让人焦心的。

  郭新华的女儿和女婿都是独生子女,按照法律,他们可以生两个孩子。可在大公司工作的压力,使得女儿必须一再推迟生育。

  “我希望他们生两个孩子。”郭新华说。

  事实上,421家庭现在还不让人烦恼。夫妻俩都是1980年后出生的,目前正年轻,他们的父母也不超过60岁,可以照顾孩子。而10年之后,一系列的问题都会被放大――孩子该上学、老人会多病、中间的两口子也人近中年。

  计划生育面临着更为微妙和复杂的局面。

  时间回到1950年,那时候,马寅初先生开始提出自己的人口理论,他称之为“控制生育”。

  是什么使得当时的政府将国策命名为“计划生育”而非“控制生育”?

  人口专家田雪原说,1950年,毛泽东曾经在一次会上讲过,我们国家的经济是有计划的,人口生产也要有计划,生产桌椅板凳要计划,生孩子也要有计划。

  从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至今,计划生育的涵义已经越来越丰富。

  它还将继续计划着每个中国人的家庭,计划着中国社会的未来。